强化我方货币政策，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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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5月的议息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提高到0.75%-1%（加息50个基点），并决定在6月1日开始缩表，即减少其持有的国债、机构债务以及MBS。由于美联储主席明确表示委员会未考虑75个基点幅度的加息，美国股市为此大涨。

尽管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有所下滑，但是积极因素更多，比如家庭支出和企业固定投资仍然表现强劲；失业率已经大幅下降；而且通货膨胀水平仍然处于高位，俄乌冲突对通货膨胀造成额外的上升压力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此，美联储仍然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现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加息50个基点将会是常态，前提是通胀和经济活动如预期发展，但不支持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变“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发生变化，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4%（折合年率），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和前值的+6.9%。第二个原因是，此前美联储暗示可能会加息75个基点，是对当时通胀恶化的一种预期抑制，但是，当经济开始放缓以及股市出现较大调整后，通过预期抑制的效应已经达到。

美联储几乎不可能在不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产生冲击的情况下实现抑制通胀的目标，其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政策选择并在言论上放大尺度影响市场预期。这也给了市场乐观情绪，但是，如果市场因此认为已经安全了而采取放飞的态度，那么，美联储可能会重新发出威胁。

美联储宽松政策的退出进程如果和缓一些，会降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但是我们依然需要高度关注美联储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这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出，为避免货币贬值而将通胀推升更高，迫使各国可能不得不跟随加息，从而可能引发全球债务违约风险。在俄乌冲突、通胀居高不下、粮食危机随时爆发的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稳定物价，强化发展安全应该是重要的目标。

中国与美国处于不同的周期之中，美联储转向收缩，中国货币政策则需要支持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由于受稳物价目标限制，经济增长主要靠财政政策发力，比如扩大基建支出、减免税收或者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提供充足流动性支持，在与美国收益率倒挂的情况下，中国继续采取宽松政策的空间有限，但仍然将以我为主。

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期间，日本货币政策过度关注国际协调与国际市场反应，部分丧失政策的独立性。我们应该庆幸过去几年，中国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提高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与政策的自主空间，与美联储的机会主义相比，中国奉行稳中求进原则，以实现稳增长、防风险以及安全、可持续的发展目标。